卢比扬卡的孩子们(22)

　　是菲利克先看见他的，瓦西里不禁怀疑他其实已经发现自己好一会儿了，只是现在才决定从人群里现身。瓦西里对此没有心理准备，从菲利克拘谨的样子看来，对方也没有。两人多少有些尴尬地和对方保持着距离，握了握手，没有拥抱。菲利克看上去有点不一样了，瓦西里一开始以为是衣服的缘故，菲利克穿着熨烫平整的细条纹衬衫，很合身，并不是他以前在莫斯科时穿的那些皱巴巴的布袋。又或者是因为头发？菲利克暗金色的头发留长了少许，按着当时流行的样式往后梳，柔软的发尾盖住了后颈。从外表上看，菲利克已经完完全全抹除了铁幕东边的痕迹，但这好像也不能完全解释瓦西里感觉到的差异。
　　“车在这边。”菲利克简短地说，侧了侧头，示意瓦西里跟他走。瓦西里答了一句“好的，谢谢”，这是两人接下来四十分钟里唯一的对话。使馆派来的车总算不是讨人厌的伏尔加了，是一辆银灰色的雪铁龙。两人各自占据了后排座位的两端，好像中间堆着燃烧的煤，瓦西里假装在看笼罩在晨雾里的阴郁郊区，实际上利用车窗反光悄悄打量菲利克，后者一次都没有看他一眼。
　　车在一栋低矮的四层楼房前停下，漆成白色的外墙上挂着旅店的牌子，瓦西里不会法语，但从牌子上的鹳鸟看来，可能就叫鹳鸟旅店之类，菲利克也没停下来解释。他按了按柜台上的铃，门房走了出来，两人低声交谈，菲利克递过去一个信封，从老门房手里接过一个颜色不同的信封，走上嘎吱作响的楼梯，瓦西里跟了上去，忽然想明白那种难以言述的“不同”是怎么回事了，是菲利克说话的方式，他自然而然地掌控事态的样子，甚至他走路的姿势，好像他本来就属于“外面”，好像其他人就该听他的。菲利克打开了客房门，扶住，让瓦西里进去。
　　“还不错，是不是？在外面不太看得出来。”菲利克把信封和钥匙放到写字台上，敲了敲墙壁，“没有窃听器，每天都会有人来‘清扫’，确保这个房间是‘干净’的。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电话按1会接通门房，你可以信任他，他是我们的人。信封里有五十法郎，不过这也不用我告诉你了，预算是我的部门和你的部门一起审批的。”
　　瓦西里把房间打量了一遍，从对着一堵砖墙的窗户，到铺着柔软鹅灰色被单的单人床，再到床头柜的玻璃碗和里面的柠檬硬糖，“谢谢。”
　　菲利克点点头，脸上像是盖着一副不为所动的面具，瓦西里思忖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的。他靠近了一步，菲利克后退了一步，抓住门把手，“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明天使馆见。”
　　“菲利克。”
　　“彼得。”菲利克纠正道，“我在这里的名字是彼得。”
　　“在外面我自然会叫你彼得。”瓦西里往前一步，菲利克没有空间可以后退了，只好紧贴着门，一脸戒备，瓦西里叹了口气，“别这样。我们接下来还得在一起工作。”
　　“我知道。”
　　“我是因为3057号来的。”
　　菲利克飞快地抬起视线，看了瓦西里一眼，马上移开目光，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你是来审问我的。”
　　“不是，是的，不止你一个人。我不该告诉你的，但是。”瓦西里停下来，思考着下一句话该不该说，但既然他都已经开了个头，还不如说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解释，最好现在就讲。”
　　因为审讯室里有录音机，我帮不了你。瓦西里没把这句话说出来。
　　菲利克笑了，出乎瓦西里意料。他不太喜欢这个笑容，因为那里面似乎掺杂着一点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怜悯，好像菲利克知道一个奇妙的笑话，却不打算和瓦西里分享。瓦西里皱起眉，正要发问，菲利克轻轻摇摇头，抿了抿嘴唇，这是他准备对付一个困难话题之前常有的动作，于是瓦西里等着。
　　“我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你想知道什么都可以直接在审讯室里问，你和莫斯科都会发现我始终对国家忠诚。”菲利克打开了门，站在走廊上，“我想你现在一定累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请先休息一下，明天会有车来接你去使馆的，到时见，安德罗索夫下士。”
　　——
　　巴黎大使馆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房间，瓦西里记得，一个比扫帚间大不了多少的地方，没有窗户，“用于临时办公”。他每天八点半到，晚上七点走。使馆里的人都假装看不见瓦西里，他所到之处，所有对话都戛然而止，好像他从莫斯科带来了某种寒气森森的沉默咒语。秘书把一摞又一摞文件送到他的桌子上，档案，监视记录，报告，外交电文。烟灰缸里堆满烟头，瓦西里仔细地研读这些枯燥无味的文字，像个富有耐心的淘金者，一点点筛掉泥土，寻找金沙的痕迹。
　　审讯是在地下的隔音室里进行的，很冷，故意的。椅子没有靠背和扶手，极为不舒服，也是故意的。瓦西里把录音机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最大限度地给受审对象施加心理压力。第一天讯问了六个人，其中有个男人因为压力过大，没答几个问题就泪水汪汪，以为克格勃发现了他和外交使团长妻子偷情的事，瓦西里重重地划掉这人的名字，不耐烦地挥手让他滚。
　　当天的最后一个人是普里亚科夫，两人冷冰冰地交换了几句客套话，瓦西里打开了录音机。
　　“报一下你的全名，同志。”
　　“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普里亚科夫。”
　　“职位？”
　　“巴黎大使馆三等秘书。”
　　瓦西里照着总部批准的问题列表问他问题，观察着普里亚科夫的表情，问题并不重要，受审者脸上和行为上的细小线索才是他关心的。瓦西里这位中学时代的头号敌人丝毫不显得紧张，但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熟悉的憎恶和厌烦，坐在他对面感觉就像坐在冒烟的爆炸品旁边。
　　“你是否有不经许可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
　　“没有。”普里亚科夫挠了挠下巴，慢吞吞地加了一句，“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问你的老朋友呢，安德罗索夫？”
　　“除非被问到，否则不需要提供无关信息，普里亚科夫同志。”
　　“你的小朋友，他最喜欢和外国人厮混了，一个匈牙利矮子，问他。”
　　“匈牙利是苏联的一部分，注意你的措辞，同志。”
　　“矮子常常和英国人和美国人混在一起，你自己联想一下。”
　　“我会记下你的证词，但也会在正式记录上删去你刚才关于匈牙利的不当言论，并建议大使对你进行进一步的纪律调查，普里亚科夫同志，你可以走了。”
　　第二天的审讯更慢一些，因为涉及到真正参与了那次失败暗杀行动的外勤，一整天下来只处理了四个人。菲利克被秘书带下来的时候已经过了五点。瓦西里让他站着，一言不发地更换录音带，毫无必要地整理空白稿纸，这才请菲利克坐下。
　　“全名？”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奥辛。”
　　瓦西里放下笔，看着他，“全名。”
　　菲利克盯着他看了一会，又看了一眼录音机：“菲利克·安德烈耶维奇·奥尔洛夫，克格勃特勤处。”
　　“你是否曾经将任何机密文件带出办公区域？”
　　“从来没有。”
　　“你是否曾经收受外国情报人员的钱或其他形式的礼物？”
　　“没有。”
　　“你经常和外国情报人员接触，为什么？”
　　菲利克蹙眉，“我没有。”
　　“尤哈斯。”
　　“他不是外国人。而且我在见他之前得到过站长的批准。”
　　“他确实不是，但他经常接触的人是。”瓦西里翻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夹，“你的朋友尤哈斯每周至少两次和英美使馆人员吃午饭，理由是‘招募线人’，得到布达佩斯和克格勃的许可。一周两次，太多了，你不觉得吗？而且‘招募’了那么多年，也没见他发展出什么线人，也许他自己才是那个线人？”
　　“我不知道，我不是反间人员。”
　　“他试过把英国朋友或者美国朋友介绍给你吗？也许是在某一次吃饭或者散步的时候‘意外’遇上了？”
　　“如果有，我会按规矩向莫斯科报告的。”
　　“你的意思是有还是没有？说清楚。”
　　“没有。”
　　“有人在‘奶奶的厨房’餐厅见过你、尤哈斯和一个陌生人同桌吃饭。”
　　“我不记得了。那个人记忆力那么好，你不如继续问他或者她。”
　　“那个陌生人是外国情报人员吗？”
　　“我不知道，我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
　　菲利克的回答没一个是客气的，但看上去却好像非常温顺，甚至有点畏怯，略微低着头，双手平放在桌子上，但瓦西里不吃这一套。他盖好钢笔，审视着年轻的克格勃：“你好像不想配合调查。”
　　“我认为配合调查的最好方式是实事求是。”
　　“说说你那个版本的‘事实’。”
　　“我经常去‘奶奶的厨房’，使馆里的许多其他人也是，也许旁边的桌子就坐着美国间谍，甚至坐着通缉犯，我可不能一个一个查验他们的身份，不是吗？我只是去吃个午饭而已。”
　　“自然，你把你的打猎计划告诉尤哈斯了，因为你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
　　“我甚至不会告诉你，安德罗索夫下士。”
　　“注意你的态度，同志。”
　　“我道歉。”
　　“请把你3月21日的行动完整复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