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111)
谢兰生又想要哭了。
“谢导,”那边莘野又说,“今早影评也出来了。我念一些给你听听?”
“好。”谢兰生深吸口气,在心里面做好准备,“你念。”
他估摸着没有好话。
他从记者那儿听说,《圆满》这种家庭写实是新电影所摒弃的,是守旧的,要被打败。
“嗯。”莘野开始念报道了,“国际影评人协会的:‘出乎意料,今年柏林电影节第一天就开始发光了,这在以往是没有的。’”
谢兰生:“……”
“《德国之声》的:‘中国电影大放异彩,索票的人排起长龙。’”
“……”
“还有,xxx的:‘今年,《圆满》作为开幕影片对后出场者是个灾难。它拉高了观众期望,后面出场的电影都免不了被与《圆满》做对比,而后,可能一败涂地。’xxxx的:‘这部《圆满》充分证明了家庭写实永不过时。’还有,‘电影包含着导演对拍摄对象强烈的爱与关心。’”他签下的媒体公关邀请到了许多记者,因此报道铺天盖地。
“……”
莘野念了不少评价,谢兰生简直不敢相信。
直到莘野挂了电话他还感觉是在做梦。
他忍不住想:莘野是否在骗他呢?《圆满》真有那么好吗?是不是,因为柳摇那个事儿,莘野担心他太难受,所以瞒他并且骗他,让他心里好过一点?这样,等12天后他的心情平复一点了、理性一点了,再告诉他虽没拿奖可是各方评价很高?继续骗?
这似乎也挺可能的。
虽然几个香港记者也先后给他发了祝贺,然而措辞十分客套,也看不出是真是假。他们几个不在柏林,也都是听别人讲的,谢兰生也不好意思从他们那打听消息。
…………
谢兰生又开始焦虑了。
他连续两晚都只睡了三小时到四个小时。
而在最后让谢兰生相信些也平静些的,竟是一个挺出乎他自己意料的老朋友。
森田小姐。
在展映的两天以后,兰生突然接到一个日本翻译打的电话,他说自己正好出差到中国来进行交流,也是森田的好朋友,又说,森田正在柏林卖片,看到了《圆满》展映,于是请他向谢兰生转交一个小礼物,祝谢兰生旗开得胜。
谢兰生还挺意外的,立刻就按对方说的念了一遍家庭地址。
于是,森田小姐的好朋友带着礼物上门来了。
谢兰生本以为森田送的礼物会是娃娃、或者和服、扇子、陶器这些东西,因此,当对方把礼物拿出来时,谢兰生呆了。
那竟是一把日本刀。
日本刀,是日本人送朋友的最高级别的礼物,代表最高级别的敬意。
古代中国也有刀礼,是非常庄重正式的礼仪,象征二人是知音。三国吕虔有一宝刀,据说,佩带便能位列三公。吕虔得到王祥帮助后便把刀送给对方,认为对方有资格,王祥后来真成三公了,于是有了“赠刀”这词,张大千还画过这个,李白、岳飞也都写过赠友人刀的诗词。现在中国基本没了,可在日本却仍流传。日本人对菊与刀这两个物件最有感情。
“谢导,”森田那个朋友又说,“森田这次并未入围,只是去卖片,她在会场看了《圆满》,非常非常感动,说谢导您更厉害了。知道我来,便请我带这个礼物并祝你们披荆斩棘、马到成功。这是日本名家锻的,森田也是刚刚拿到。另外,她请我到东京外的一家寺庙帮您祈福了。她说,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应该被更多人看见。”
“……啊。”谢兰生说,“谢谢森田了,有心了。我会准备一份回礼,也麻烦您带回去了。”
谢兰生还挺感动的。他与森田两个人间的语言就从没通过,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朋友,他们的交流甚至有一种沉默的庄严。
谢兰生想,既然森田也被感动了,也许,《圆满》真的很好看吧。
第68章 柏林(五)
在《圆满》被展映以后, 各项活动也开始了。
莘野签的媒体公关确确实实尽职尽责, 它们请了几乎所有重量级的记者观影, 又根据题材还有内容,凭多年的经验积累请了他们认为会很喜欢《圆满》的影评人,重点是大影评人, 也有小影评人——这些人在专栏、博客等等地方发表文章,会影响到读者受众,进而影响到评审团。而对于那些极大可能对《圆满》并不感冒的, 公关也没自取其辱。
于是, 展映的第二天,因为策略十分得当, 同时电影质量过硬,《圆满》成了大热门, 而开幕影片成大热门在过去是非常少的。
莘野还办记者会、party,还是, 媒体公关负责邀人。能在欧洲当记者的肯定英文都过关了,而莘野的英文通顺,交流起来毫无障碍。翻译经常不懂电影, 也未必能表达完全, 而且隔着一个翻译也说不了太多的话。莘野说了不少可以让记者们大写一番的。
莘野还在官方场刊上面买了两个广告。两个广告都不便宜,莘野自己填了成本,但谢兰生一无所知。
对“造话题”媒体公关也还感到挺新奇的,但是赞同。于是,一波一波地放出去, 不同媒体分类讨论,持续造势,不让《圆满》遭遇降温。
而在宣传的同时,莘野还要负责卖片。他弄了个试片间,喝着咖啡,西装革履地等片商在试片间看完片子,再讨论。而后,不管对方出什么价,莘野全都只摇摇头,说要看过其他片商开的条件后才能定。各大片商都觉惊讶,因为中文的电影能到掉欧美的非常少,莘野竟然如此自信,《圆满》似乎非常抢手。这样一来,各方报价越来越高。
谢兰生觉得,莘野真是一个奸商。
…………
在宣传的过程当中谢兰生也不是没事。
莘野毕竟只是主演,他谢兰生才是导演,因此,对于几个大的报纸、杂志的专访,莘野安排隔空做了。谢兰生把可能问到的问题都准备了下,还让莘野在电话里修改句子、纠正发音,花了好几天。
其实,谢兰生的英语水平在国人里是非常好的。他本身是全校前三,分数都能上科大了,他还生在首都北京,很早就有收音机了,自己学《许国璋英语》。而那时候中国学生普遍不行的口语,他居然还好。他常常去北京公园的“英语角”跟人聊天,每回准备一个话题,那儿总有一些“老外”,他就听听人家说的。他也经常看内参片,每周一次甚至两次,琢磨剧本、琢磨台词,发音要比别人地道些。四年前拍《生根》那会又跟莘野也学了些,后来为了参加比赛还更努力地报班练习,比在当年在学校时又进步了。1995年,北京也有外教了。
莘野把相对小的专访放在前面,把几个大的专访放在后头,谢兰生则按照顺序,一个一个地聊过去。
这天,兰生做了参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专访。
对方是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来电话的。记者去了莘野房间,莘野直接拨通号码,并且坐在记者旁边随时准备充当翻译。谢兰生的水平他知道,可能会突然卡壳,也可能不会。
电话接通,记者Leon问:“您好,是谢导吗?”
谢兰生说:“您好,对,谢兰生。”
那边Leon说:“我是德国《xxxx》的记者Leon……”
介绍过去,进入正题。
第一part是关于《圆满》的。
Leon问了不少问题出来,比如:“您最初是如何想到把同志当主角的呢?”
“嗯,”谢兰生说,“我知道,同志权益这个话题正在欧美受到关注,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今年‘世界妇女大会’刚在北京成功举办,同志权益这些东西在大会上被讨论了。北京组织中国彩虹刚发布了公开信。我在北京王府井也见过同志做活动,虽然……立刻就被扫摊了。我注意到,在中国的这个群体与欧美的现状不同,他们需要结婚生子,会面临家庭压力……另外,事实上,同志只是一面镜子,我想讲的还要更多。如同‘郎英’说的那样,在东亚文化里,集体主义、集体荣辱的重要的一个部分。人都要为集体买单,于是形成集体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