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70)

　　谢兰生把摩托罗拉的BP机给按亮了，见孙凤毛连发几条。
　　一条是：【我后悔了。】
　　另一条是：【《玩耍》砸了。】
　　谢兰生：“……”
　　在孙凤毛发消息前他已经听Bill说了。《玩耍》为美国版重新拍了一个结局，从“主角孩童在大雨天奔跑出去却惨遭车祸”改成了“孩子父母幡然悔悟一家重新其乐融融”，然而，孙凤毛没想到的是，美国版在改结局后竟被定成儿童影片，环球影业带着《玩耍》参加在Boston的电影节，可组委会却让《玩耍》入围了“儿童片单元”，最终，文艺影院都没购买，美国票房惨淡，而欧洲的销售公司看到以后失去了兴趣，没有继续宣传《玩耍》，而是选择宣传别的了，《玩耍》被扔进仓库。
　　《玩耍》因为更改结局竟遭遇了全球溃败。
　　而谢兰生的《生根》则在文艺影院颇受好评。
　　“……”谢兰生把BP机放下，暂时不想回孙凤毛，再次想到那个男人。
　　他想起来，莘野曾经对他说过“会后悔的，那什么毛”“为了迎合市场改掉自己最大的特色，把自己的产品变成庸庸碌碌的东西，他总有天会后悔的。”
　　莘野再次是说中了，和以往一样。
　　在黑夜中，谢兰生小腿的剧痛再次袭来。
　　他不能对父母说疼，也不好对朋友们说，他在医院病床上面首次感受如此孤寂。
　　谢兰生因独自住院而放肆地回忆莘野，他仰躺在枕头上面，想着那个唯一对他说过“爱”也说过“心疼”的人，也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因为什么，两滴泪就顺着眼角滑下去，他叫：“莘野，我疼……”
　　空荡荡的病房里面没有回答。
　　谢兰生想，反正莘野也不知道，他怎么样都可以，于是双手揪着床单，望着天花板，一声儿又一声儿地唤：“莘野，我疼……”
　　作者有话要说：
　　张艺谋在1999年参加戛纳时曾被要求用《我的父亲母亲》代替《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认为后者宣传政治，张艺谋跟戛纳掰了，一个片子都没有送，但是，也有些人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
　　真的不大喜欢提zz，但90年代独立电影这又根本绕不过去，电影局的态度，电影节的态度，幸好后面就没啥了！


第39章 《圆满》（三）
　　小腿的伤康复以后, 1995年, 谢兰生又拍了一部电影, 而后照例在咖啡厅一场一场给顾客看，对于比赛兴趣不大，反而是他潇湘厂的老师李贤在威尼斯拿下一座“金狮奖”。
　　也是在1995年, “电影导演”出路多了。1993年1月电影改革却并没有挽回颓势，当年观影人次下降了60%，电影票房再次下降了40%, 16家国营的制片厂纷纷裁员、卖地卖房, 同时，为与大片直接竞争各制片厂先后“合拍”, 或与香港合拍，或与美国合拍, 玩儿资本又玩儿不过，收款困难, 举步维艰。于是，民营公司开始出现，自己筹资自己摄制, 过制片厂的审核流程, 卖制片厂的电影指标——民营公司想赌票房，国营大厂想求生存，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针对一些“民营资本”参与电影的现象，广播电影电视部下《关于改革故事影片设置管理办法》还有《故事影片指标管理办法》, 规定，从1995年1月1号起，社会法人投资额达70%的可与具出品权的制片厂联合拍摄，官方认同“民营资本”了。这一年，“美国大片”联手“民营电影”，整体票房终于停止了持续数年的雪崩。
　　制片以外，发行也改革了。以往各省发行公司统一安排统一上映，可7月时，根据去年348号通知，上海率先成立首家院线公司“东方院线”，由上影的发行公司与23家影院签约组成，成为上海市第二条发行渠道。各省发行不再是由指定公司垄断了，大制片厂可以合作任何一级发行机构，或影院。制片厂由“听从中影统一安排”到1993年后的“可与各省直接对接”到1995年后的“可与影院直接对接”，越来越自由了。
　　对于有了民营公司谢兰生还挺高兴的。这说明，虽然厂标依然有限，可是众多民营公司为了可以拍好电影为了能够获取利润会给大家竞争机会。大制片厂就一两个招牌导演，不敢得罪，民营公司可不是，全国导演多了去了，再招就完了。
　　不过，这与兰生无关。谢兰生被禁到2001年，他没办法当上导演，也没办法拿到厂标，只能继续自己干了。
　　谢兰生想，如果当初等四五年，他会不会也有机会？是否现在能正大光明？
　　他不后悔。早四五年是值得的。只要想到《生根》《美丽的海》《山坎》《黑白》还有《天火》，他就感觉是值得的。只要想想这五部片从未出现的样子，他就心痛。
　　他想，仅四五年，新人导演就可能有当上导演的机会了，也不知道他们12个被禁拍的“1989到1994”的电影导演还会不会有“追随者”了，还会不会有新同侪了。感觉答案是肯定的，审核尺度并未放松，更重要的是，指标有限而且宝贵，无法照顾到所有人，独立电影人还会有的。
　　可是，他们的路怎么走呢？一直躲在咖啡厅里给顾客们放电影吗？
　　究竟如何才可以让中国观众看到他呢？
　　谢兰生对卖去欧美的兴趣也不太大了。
　　…………
　　在咖啡馆晃悠一年半，一直到了1995年8月，谢兰生才再次决定带片出去参加比赛，因为一切又变化了。
　　VCD机出货井喷增长。北京一个调查表明，1994年知道VCD的人不足0.1%，而1995年6月末，这一数字增长到5%。此后，全国顾客疯狂抢购，1994年VCD的销量才两万台，可1995年预计会暴涨到60万台，生产企业从“万燕”一家增至100多家，各大品牌血腥厮杀。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盗版碟片应运而生了。30元一张，50元两张，这时碟片售价很高，然而大家还是在买、在看。
　　谢兰生就突发奇想：自己若能拿到“三大”，盗版碟片的生产商应当也会盗一盗吧？？！！
　　这样，就不只是咖啡厅的几个顾客能看到了，这巨大的潜在市场里有足足60万人啊！而且，专家说了，1996年全国应该可以卖出1000万VCD机！
　　1000万！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被人盗版，全国就有1000万人可能会买他的电影！
　　谢兰生他实在无法抵抗“1000万”的诱惑，这对一个独立导演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盗版VCD，他感觉也可以是独立电影人接触观众的一条路。
　　世界变化得太快了。1990到1992那三年，他们拍的文艺电影只可以在欧美放映，“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就可以在咖啡馆播了，多了点路子，而现在呢，VCD来了，他可以进千家万户……虽然是被盗版光盘给带进千家万户的。
　　然而也叫千家万户。
　　决定好了的谢兰生打算拍摄剧本《圆满》。本子早就被写好了，既没说谁好，也没说谁不好，比较适合参加影展。
　　谢兰生对“中国家庭”一直以来情有独钟。他喜欢人，喜欢人与人的相处，而“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
　　也不知道与莘野的那场告白是否有关，《圆满》里的两个主角是同性恋，男同性恋。
　　这几年，谢兰生总不自觉地就会思考“同性恋”在中国社会所面对的种种压力，包括来自于父母的压力，来自于家族的压力，来自于同学的压力，来自于同事的压力，还有来自于陌生人的压力，最后写了这个故事。
　　它描述了对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脸面，自己的脸面，父母的脸面。人生下来便要攀比，工作、财富、配偶、子女只要一个拿到零分便是在让全家蒙羞，便是不孝。
　　在《圆满》中，1990年，同性恋人“才宽”“郎英”在雨天的公园相遇。那是北京最著名的“同志公园”，陌生的人发泄欲望，可才宽却在一个雨天独自去了那个公园，因为他想要的其实是灵魂的邂逅而不是肉体的碰撞，于是，他与郎英在那初识。